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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企有些钱能赚 有些钱不能赚

来源:南方周末  作者:  发布日期:2013-06-21 18:46:5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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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早已给央企重组划定了三条红线,他说老老实实干你的本行、干实业,不要东张西望,因为辛苦钱可靠。美国通用电气(GE)堪称产融结合典范,被许多人奉为圭臬,但它只是一个孤立的个案,难以复制。...


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早已给央企重组划定了“三条红线”,他说“老老实实干你的本行、干实业,不要东张西望”,因为“辛苦钱可靠”。

美国通用电气(GE)堪称产融结合典范,被许多人奉为圭臬,但它只是一个孤立的个案,难以复制。

无论国际还是国内,没有证据证明,产业集团或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,除设立财务公司等内部金融机构外,必然要走资本层面的产融结合之路。国际上不存在这样的“潮流”、“趋势”或“方向”。

近几年,关于产融结合的讨论陡然增多,几乎成为热点。国有企业,特别是央企,争先恐后,成群结队,大举投资金融机构,开拿各类金融牌照,一时蔚然成风。从国企产权管理部门传来的消息,似乎一阵子要开闸放水,一阵子又要勒紧缰绳,令人不得要领。

国企、央企,在产融结合方面动作如此之大,虽然也引起了一些质疑和担忧,但业界、学界的主流声音,似乎多肯定产融结合的方向,认同产融结合乃市场经济、企业经营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由之路,只不过中国还处在初级阶段而已。

事实果真如此么?

理清产融结合的内涵

从实践角度,产融关系可粗线条地划分成四类。

产融结合一语,用法千差万别。不仅有广义、狭义之分,而且广义与广义之间,狭义与狭义之间,不同论者所指也大相径庭。宽则覆盖产、融之间的一切关系,窄则专指企业办银行。从实践角度,产融关系可粗线条地划分成四类:

第一类,“银企合作”或“产融合作”。产业集团或企业的运营,离不开存款贷款、结算、供应链金融、中间业务、项目融资、投融资信托、债券发行、股票上市、证券及期货代理、并购重组服务、财产及员工保险、融资租赁、产业基金,等等。产融必须合作,甚至结成长期、稳定、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。

第二类,产业集团内设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,围绕集团主业,面向集团成员企业开展金融服务。性质属于“内部金融”。

第三类,产业集团或企业对外部金融机构进行参股型、趋利型、辅业性、阶段性投资。搭车取利,钱生钱;不控股,不主导。可称为“获利投资”。

第四类,“产控融”,即产业集团或企业设立、收购银行、证券、保险、期货等金融机构,甚至主导其经营。狭义的产融结合,正是指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互融合,在股权基础上形成关联网络。这里只讲“产控融”,不讲“融控产”,因为在现实政策环境下,银行等金融机构进入产业、投控实业,除少数例外,一般可操作性较低。

后两类,产业资本投、控金融的对象包括银行、证券、保险、保险经纪、信托、期货、租赁、担保、典当、小贷、基金、资产管理、消费信贷等机构。

资本层面的产融结合不是大势所趋

被奉为圭臬的GE金融,堪称产融结合典范,但它只是一个孤例。

无论国际还是国内,没有证据证明,产业集团或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(例如跨国经营)后,除设立财务公司等内部金融机构外,必然要走资本层面的产融结合之路。国际间不存在这样的产融结合“潮流”、“趋势”或“方向”。

从根本上讲,企业伴随着社会分工出现。企业的生产经营范围一定有边界。一端是单一产品企业,另一端是跨行业甚至跨产融两界的多元化集团,介乎两端之间还有多种不同企业形态,它们都产生于历史,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生存空间。成功的活下去,失败的出局。企业的多元化程度,只有适应不适应的区别,没有先后、高低、优劣之分。

实践经验证明,多元化应适当、适度。或要素相关,或上下游,或优势共享,或周期互补,或协同效应,总要有些道理。跨行业、非相关多元化,不是绝对不行,但必须谨慎,不宜过度。道理很简单,无论个人或企业,拥有的资源、要素、经验、智慧,都是有限的;且适用此行业,未必适用彼行业。产业经营与金融运作之间差别更大,跨产融两界尤须特别慎重。

被许多人奉为圭臬的美国通用电气(GE)堪称产融结合典范。这家笼罩着伟大发明天才爱迪生光环的百年老店,以制造为主业,生产过照明器材、发电及输配电设备、航空发动机、内燃机车、家用电器、医疗器械、水处理系统、石油天然气设施、工程塑料、军工等不同系列的产品,从事过多种电信和金融服务,甚至拥有影响遍及全球的NBC广播电视网,多元化做到了极致。

GE旗下的金融公司最初围绕制造主业,为销售提供支持。尔后却发展成独立的大型金融集团,曾经从事数十种前沿性金融服务。如飞机、卫星及铁路车辆、公路拖车、活动房屋的租赁、船队、集装箱、信用卡、车队外包管理、结构性融资、财务顾问、商业票据、公司债、再保险、按揭和抵押贷款服务、消费者金融、商用房地产、资产证券化、投资银行,等等。它另辟蹊径,出奇制胜,开拓创新,引领金融服务潮流,一时名噪天下。其收入和利润,在GE内部是三分天下有其一。若与银行业混合排序,GE金融自己就可位列美国前五名。它的业务面向GE之外,直接服务GE的比例不大,一度小于10%。

可惜,这样成功的多元化和产融结合典范,只是一个孤例和个案。是在特殊天时、地利、人物条件下,半靠运气和机会创造出来的。既不同凡响,又很难复制,不能成为大多数产业集团仿效的榜样和发展方向,没有普遍意义。

而且,即使如此之大,GE金融却不是银行,不做吸存放贷等银行业务。证券公司倒是有过一个,上世纪末因重大违规丑闻卖掉了,当时颇令杰克·韦尔奇黯然神伤。更有甚者,国际金融危机给GE及GE金融带来巨大冲击,要求GE金融缩减业务,向集团制造主业回归、靠拢的呼声高涨,GE高层虽心有不甘,还是整合重组了金融板块,把再保险业务出售给瑞士再保公司,逐步收缩战线,大幅削减金融资产规模,规避金融风险。

又有不少论者举日本为例论证产融结合的奇效。三菱、三井、住友、富士、劝银等财阀型企业集团,把生产、贸易、金融集结在一起,互为犄角,声气相通。这些财团内部没有母子公司型的产权纽带,也不存在明确的层级关系和决策机制,相互联结体现为交叉持股、人事派遣、业务伙伴、主办银行。成员企业高层以“金曜会”、“二木会”、“白水会”、“芙蓉会”等名义定期聚会,策划重大事项。靠着这样一些似有若无、半明半暗的幕后协调手段,居然可以达成某种合谋,实现有效运转,实在令人难以捉摸。

这种围绕着综合商社和主银行制生长出来的财阀型企业集团,深深植根于日本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土壤,是特殊历史时期和特殊历史进程的特殊产物。除韩国等少数例外,别国很难复制,同样没有普遍意义。可以说,好不好还很难讲;即使好,别人也学不了。

还应当提到,世界上有一些综合性投资控股机构,包括部分家族财团,例如声名显赫的洛克菲勒、摩根、杜邦、梅隆、罗思柴尔德、瓦伦伯格等,还有东南亚若干著名家族,所涉经营活动及企业群体亦多横跨产业、金融两界。

然而,财团本身未必具有企业形态,财团内的实业企业与金融机构互相分立,与这里所说的产控融只是貌似,实质不同。而且,此类财团,有的早已没落,其余的现状究竟如何?有无适应变革的能力?其成败荣枯的前景,值得怀疑,有待观察。

至于有些论者言之凿凿地宣称“百分之××的世界×百强企业都已产融结合”云云,所指究竟为何物,多半经不起推敲,不足为信,不足为据。

 

区别对待不同性质的产融关系

国务院国资委确实严格限止央企的非主业投资,后来有所松动,开了一些口子,但并非政策的重大转折。

四类产融结合方式,需区别对待。

其一,企业运营,离不开外源筹资、融资,必须同金融业打交道,产融合作须臾不可或缺。这种业务层面的产融关系,天经地义,没有争论的余地。如果这也算是产融结合,那就非结合不可;但产融合作不涉及资本融和。

其二,有条件的产业集团设立财务公司,形成集团内资金集中管理、资源统一配置的平台,提高资金运用效率,降低资金成本,对内提供金融服务,加强管控,实现集团化运作,很有必要。但内部金融服务于主业,算不上多元化经营,也不涉及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。

产业集团还可以设立围绕主业、面向内部的其他金融机构,如租赁、保险代理、资产管理、产业投资基金、信托公司等,亦属“内部金融”范畴。当然,内部与外部的界限,有时很难划清。如果演变成对外经营为主,远离集团主业,那就不是“内部金融”,而是“产控融”了。

其三,产业央企、国企普遍对金融机构进行参股获利型股权投资,非公企业亦然。如果确有阶段性闲置资金,作为资金运用的一种方式,这种做法无可厚非。只是,一要适当控制投入幅度和期限;二要力戒成癖上瘾,舍本逐末;三要注意防范风险。而且,不能单靠这种东西撑门面。

参股型投资不以长期持有和介入股权管理为目的,将其归入资本层面的产融结合,有些勉强。而且,既然目标仅在获利,投资方向本不必局限于金融。只要赚钱快,风险低,任何行业都可以投,可以完全不涉及产融关系。

其四,“产控融”现象,多见于大型产业央企和国企,大型非公企业亦然。

中石油曾于2007年策划入主珠海商业银行。因该行急需救助,本来对产融结合疑虑甚深的银监部门开了绿灯;而国资部门却囿于偏离主业之忧,予以否决。两年后,中石油入主克拉玛依市商业银行(即昆仑银行)终获批准,一时风光无限。不少人将此误读为国家的产融结合政策出现重大转折,其实不然。

不错,几年前国务院国资委确实严格限止央企的非主业投资,后来有所松动,开了一些口子,但并非政策的重大转折。据分析,中石油入主克市银行获准,缘于克拉玛依本身就是石油城,该行服务对象均为中石油系统单位;而珠行无此背景。两银行资产质量及经营前景有差异,估计也是考虑因素之一。此事只是个案,不是政策转向的标志。

上一任国资委主要领导曾在两年前表示过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“探索”产融结合,被媒体解释成决策层认为“推行”产融结合的条件已经成熟,也是一个误解。

不宜普遍推行资本层面的产融结合

“老老实实干你的本行、干实业,不要东张西望”,因为“辛苦钱可靠”。

主张大力推进资本层面产融结合的论者认为,产业集团自办银行、控制金融机构,一是可以集中内部金融业务以提高效能,二是可以获取低成本资金,三是自己拥有,用起来方便。

集中金融职能,很多情况下通过财务公司亦可实现,无须自办银行。

自营与主业不相关的业务而能节约成本,只发生在社会分工不发达,某些资源或商品(资本也是一种商品)供不应求的时候。“用起来方便”也类似。改革开放前,国企大都自办社会,幼儿园、学校、医院、宾馆,甚至公安局、旅行社、火葬场,样样都有。为什么呢?因为社会不能充分提供。

中国金融业和金融服务业发育得不充分,有些商品和服务短缺,或质次价高,不如自己办。这给产控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,但从长远看,这种现象一定会消除。在充分竞争、供过于求的环境里,外部提供的专业化、规模化金融服务或商品,多半更方便,更便宜,更可靠。

即如中石油的昆仑银行,它的哪些业务是财务公司和外部银行做不到的?恐怕不多。昆仑银行能完全代替中石油与外部银行合作么?当然不能。

还有说自办金融可以规避风险的,其实恰恰相反。外部金融机构能发出不同声音,有利于纠正企业的决策失误。自办金融是一统天下,没有把关、纠错机制。统一号令,动作快,效率高,但风险更大。

最吸引某些产业央企和国企的,恐怕还是金融业的高回报。这里有两个前提条件:其一,中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,在特定政策环境下,赚钱赚到连自己都不好意思。其二,国资管理部门对于国企多有盈利硬指标要求,且与企业高层薪酬挂钩,压力之下,有时候只好靠旁门左道救场。

因此,某些国企钟情于获利投资和产控融,可以理解。但这决不应该成为常态,不应提倡,也不是方向。改变这种状态的办法是:第一,金融业进一步放开,进一步市场化,避免利润畸高的现象。第二,国资部门逐步废止僵硬的统一考核标准,采取分类考核,甚至一户一标杆的做法。区分经营者努力的成效与外部因素的影响,更合理地设定绩效目标,并根据环境变化及时调整。做到这两点,产业国企靠所谓产融结合的手段粉饰绩效的动机和可能,也就基本排除了。

须知,央企、国企属于全民。固然企业的基本属性是竞争和盈利,但国有性质又要求国企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,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,不能以盈利为唯一目标。国企有些钱能赚,有些钱不能赚,与私企有所不同。

以中石油、国家电网一类央企的体量之巨,做无论什么非主业,短期内都做得成。但是从长远看,财大气粗,无所不能,十个有九个会败得鼻青脸肿。

国资委第一任主要领导李荣融说得好,“老老实实干你的本行、干实业,不要东张西望”,因为“辛苦钱可靠”。此语真乃至理名言,醍醐灌顶。

资本层面的产融结合,产控融,不是绝对不能搞。但必须严加控制,慎之又慎。一是必须与主业密切相关,或涉及员工切身利益。二是力所能及,有足够资源支撑。三是功用独特,其他内部金融形式和外部金融服务难以替代。

例如,石油是战略物资,关乎国家安全。石油企业为获取资源而开展境外投资,往往介入政治敏感地区,动辄引发外交事件或经济制裁,一般银行不便出面,自办银行就有了必要。


综合型投控集团模式也应当允许探索,但绝非多数产业央企的发展方向。中国组建的若干综合型金融或金融性投控集团,如中信、光大、招商、华润等,大多跨产业和金融两界,与前述国际财团类似,也是一种产融结合,但与此处所说的产控融有所不同。个别产业央企集团由产控融而产融并重,金融板块相对独立,形成新的综合型投控集团或中国的GE,亦非不可想象。但那必定只是少数个案,不可能成批制造。

(作者为中发国际资产评估公司名誉董事长,曾任北京工业大学管理系主任、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局企业司司长、美国通用电气金融公司亚太地区副总裁、美国沃顿商学院亚洲执行董事。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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